文、图 | 罗雪村

一眼认出他，是在2012年人民大会堂作协春节联欢会上。

他不认识我，却像遇到老朋友，眼睛放光，感到一股暖阳照到我身上。

他已年过八旬，可灰白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没有皱纹，肤色光润，体态高挺，一身合体西便装……真帅气、儒雅！我一下子喜欢上他！

2023年11月15日，他走了，享年九十有三。

一晃一年了，老会听到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：“来，咱们碰一杯！”

他爱朋友，50年代初就和几位与他一样有才华的画家、音乐家、作家成为好朋友，他们读书、看戏，一起玩儿，一起经常“碰一杯！” 那时他们都年轻，都做着多彩的艺术梦，都怀着美好的理想，都渴望为祖国一展才华。看他保存的一张和朋友们的合影——“看我们当时笑得多么灿烂！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岁月！”

1954年，杜高（中）与朋友罗坚、田庄、汪明和蔡亮合影。

不幸，厄运降临。

他和朋友们被一个子虚乌有的“小家族集团案”打入地狱。他先是被拘禁，后被关进看守所，继而被押送农场劳改，又在一个黑夜，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往沼泽遍布的兴凯湖做苦役，最后被遣送回原籍劳动……

终于熬到苦去甘来，而照片上只剩他了。

生命最后的十年里，他常邀集朋友聚会，年老、年少的都有。每次一见到朋友，他就眼睛放光，脸上洋溢着快乐和真诚。

我很愿意和他在一起，喜欢看他微醺时脸上泛着的酒红，喜欢听他带着笑傲世事的豁达讲很多好玩儿的人好玩儿的事，然后开怀地举起酒杯——“来，咱们碰一杯！”

2019年杜高夫妇结婚纪念日

笑谈往事

“来，咱们碰一杯！”居中者石湾。2017年11月7日摄于杜高寓所

看着他，我有时好奇：他的脸上怎么看不到怨恨，也看不到苦楚和郁结？

他讲过一个故事：有一个专案组长，曾对他宣布严厉处置决定，后来在运动中也被迫害致死。一个阴雨天，他到八宝山望着那个人的遗像，心里涌起莫名的伤感……他说那一刻想到的不是那个人如何如何，而是整人、被整，都是被捉弄的玩偶——一样可怜！

从他身上似看到《悲惨世界》冉阿让的影子，也许，一个人的心灵真的能比大海和天空更宽阔！

我又想，一个人会不会因为宽容、饶恕而遗忘曾经的苦难？

他老了，应该享受失去的幸福。

当我在他的书房里小坐，看着他伏案的背影，我又看到了另一个他，并且从他比路还长的回忆里，真真切切地看到他和我们这个民族比路更长的苦难。

对于是否遗忘，他说：“我要老实而坦白地写过去，不是为悲悼被毁掉的青春年代，而是为了下一代人，为了他们的青春年代不要再被毁掉。”

诗人唐晓渡说他是“以一个人的命运串联起一代人的命运；以一个人的目光汇聚起更多探究历史的目光；以一个人的思考激发起更广阔更持续的思考”。

所以，我从他的书里没有读到私愤的发泄，也不只专为控诉或者揭露，而是在向世人展示一个人高贵的灵魂。

有段话，他给我写过，也在书的扉页上出现过：“我时时记在心里的，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‘我只担心一件事：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。’”

我想，他的朋友，他的读者，以及后人，会感激他为一个时代的受难者留下了记忆，他配得上自己受的苦难！

杜高手迹

杜高书房 （钢笔速写）

晚年，他常独坐书房，一遍遍回忆，一个字一个字写，记下一个人的命运，记录下一代人的历史。

杜高藏书票

手机上还留着他2023年9月30日微信：“我们约定一天相聚一次，碰一杯，好吗？”

这次他食言了。

他走时，我正生病住院，没能看到他的遗容。

现在一想起他，那个眼睛放光、脸上泛着酒红的他那么栩栩如生。

记得疫情期间，他发来一段视频，是他在家里忘情地唱起一首乌克兰民歌，“在乌克兰辽阔的土地上，在那静静的小河旁，站着两棵美丽的白杨，那就是我可爱的故乡……”他的歌声像清风把心里的阴霾一下吹得无影无踪。我微信他：“谢谢您带来阳光！”

俗话说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

写这篇小文，想和大家分享：人生苦，要多和像他这样的人在一起。

杜高简介：

杜高，湖南长沙人。12岁发表散文，14岁开始发表剧评，19岁担任《新少年报》文艺版主编，出版了文艺评论集。

1952年从朝鲜战场归国后，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创作员。

1955年至1979年因所谓“小家族集团案” 长期遭受迫害。

曾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，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《当代电视》主编，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委。

著有剧本《我会拿起枪来的》《向三八线前进》，通讯集《战斗在朝鲜》，文艺评论集《战斗和战斗者》《转折与前进》等。

2004年后出版《杜高档案》《又见昨天》《生命在我》等。